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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羌族形成说

2013-02-19 17:00 | 来源: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 作者:王永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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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特定的人群称号,“羌”第一次见诸文字始于商代的甲骨文(约公元前13 世纪)。

  作为一种特定的人群称号,“羌”第一次见诸文字始于商代的甲骨文(约公元前13 世纪)。他们是商人的敌人,据卜辞地理研究,羌大致分布于豫西、晋南或陕西东部。殷商卜辞中常有商或其属国与羌之间的战争记录,被俘之羌人被商人用在祖先祭祀中为牺牲或成为商人的奴隶。有卜辞为证:“贞簕羌不其得”(前4·50·8),“甲午人,韦贞,簕羌不〔其得〕”(粹1 135),“令日箁勿往追羌”(南师2·95),“癸未卜,筭贞,叀箁往追羌”(前5·27·1), “……簵自……〔王〕占曰:其有来簺……簡簫羌戎”(反)(山东博物馆藏),“……卜,簷,贞旬亡祸……簷,贞旬亡祸”(正),“〔王占曰:有祟〕……簡〔簫〕羌戎,簶簫一人”(反)(北京大学藏)。从以上殷人占卜追捕羌奴和羌俘的逃亡及羌囚在监狱暴动的记载,足见殷商奴隶主与羌之间战争的残酷性。

  但这里需指出的是, 他们并非文中所指的“羌”或“羌人”,只是当时商人对居住在我国西北高原的一些游牧部落的通称,而本文所指的羌或羌族主要为甘青地区的河湟羌,汉时,称西羌。在谈到羌族的形成时,晋代司马彪的《续汉书》及南朝范晔的《后汉书·西羌传》有相似的说法:“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当代亦有许多学者据此史料来证其族源。“古代羌族应该是当地的土著与迁来的苗民, 经过长期的共同生活,最后形成了古代的羌族。”“羌族由三苗分离出来,从原居地———长江中游的洞庭湖一带———向北、西北的迁徙过程中形成的。”然而马长寿先生在考证其族源时认为,所谓西羌出自三苗,无论在史料上、地理上以及民族语言上都缺乏可靠的依据。他将更多的精力放到河曲一带的新石器考古发现,认为河曲一带新石器文化的主人就是羌族。但当时这一地区的考古工作尚未完全展开,先生亦只是推论。所以,本文认为有必要对羌的文化内涵、发展过程,羌族的形成及羌与羌族二者的关系做一浅显的梳理和论证,以求教于方家。
 
一、羌文化的出现与发展

  正如前文所述, 羌在甲骨卜辞记载中频频出现,其地理位置大致分布于豫西、晋南及陕西东部。至于陕西以西,不在殷商文明的辖区,有无羌人之足迹,商人已不得而知。我们从考古发掘资料来看,商以前甘青地区文化属于马家窑、齐家前期,羌文化因子即已出现,又在齐家文化之后的青铜时代得以发展,后又随着秦帝国的大一统,羌文化被秦人从西陲带到了关中。
 
(一)羌文化的滥觞期———马家窑、齐家时期

1、披发覆面


  相传(秦)厉公之时,羌之首领爰剑迫于“秦人追之急, 藏于岩穴中得免……后与劓女遇于野”, 后结为夫妻,“女耻其状,被发覆面,羌人因以为俗” 。而在半山——马厂类型彩塑人头像已见被发覆面的形象,在一些陶塑与彩绘人头面部,大部分都绘着一些下垂的黑彩线条,可视为披发覆面的生动写照。同时,当时发现有使用的陶笄和骨笄,说明可能也有椎结存在。袁仲一先生在考证秦兵马俑的发型时说, 披发视为一般羌族平民的发型,因为他们也许还没有笄(无论是铜或是骨制成)这样的发饰,而士兵要打仗,被发不合适,所以,均成椎髻。在甘肃陇中地区发现的陶塑人头像或作为陶器附饰的人像,也多是圆脸,面部较平,颧骨较高,鼻梁较矮,像蒙古人种,有些头发看来是披发的。特别是在甘肃境内,作为马家窑文化的直接前身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陶塑人头像也是披发的。这对于探索马家窑时期的羌人披发覆面的现象有重要意义。

2、尾饰

  尾饰是由原始人狩猎生活中发展而来的一种表示某种特殊意义的装饰。它的起源与原始的狩猎舞有密切关系。这对于研究以游牧为主兼营狩猎的西羌人来说,无疑提供了契机。《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所记的盘瓠种,属苗蛮集团,“衣服制裁皆有尾形”。它的一支徙至河湟一带以后,也流行过衣尾的习俗,大通上孙家寨彩陶盆上的衣尾舞人,就是此俗的生动体现。传说昆仑之丘的神也有尾饰,西王母部落也有衣尾的风俗,所处方位正在甘青一带。西羌与南蛮同俗衣尾,马家窑人亦尚衣尾,其间的族源关系一目了然。

3、火葬

  关于火葬习俗, 战国时期人们便注意到西方有些人群是行火葬的。谈及源头,恐与西北一带盛行的灵魂不灭观念及神仙思想有关。《太平御览》卷794 引《庄子》曰:“羌人死,燔而扬其灰。”《吕氏春秋·义赏》则说:“氐羌之民其虏也,不忧其系累,而忧其死而不焚也。”对于行土葬并崇尚慎终追远的古代华夏民族来说,火焚亲人遗体被视为大逆不道,此也印证了羌人之“蛮夷性”。青海大通县孙家寨考古发掘中出有舞蹈纹彩陶盆的那座马家窑类型墓葬实行的正是火葬,而甘肃临潭陈旗磨沟齐家文化墓地亦发现少量火葬现象。由此足见羌人火葬习俗之源头。

4、羊肩胛骨占卜习俗

  居住在茂汶地区的羌族至今还保留着一种用羊肩胛骨占卜的古老习俗。所用的肩胛骨,以祭鬼杀死的牲畜为最佳。羌族盛行“白石崇拜”,凡祭“白石神”所杀羊的肩胛骨,被认为最灵验。但仅仅为了占卜而来杀牲这是很少有的,因此,巫师们平时就注意收集牲畜的肩胛骨,以备不时之需。以上羌民族用羊肩胛骨占卜的习俗在齐家文化墓葬中有集中体现。甘肃灵台桥村齐家文化遗址出土的羊、猪肩胛骨较多,共有17 片,均在灰层中发现。骨面都留有灼痕,个别的有轻微的刮削修治痕迹。甘肃永靖大何庄遗址中出土卜骨共14 块,都用羊的肩胛骨,未加整治;有灼,无钻、凿的痕迹。其中灼痕少者2 处,多者24 处。此外,在F12“石圆圈”遗迹旁边,还发现有3 块未经灼过的羊肩胛骨,可能也是准备占卜用的。甘肃永靖秦魏家齐家文化墓地有卜骨3 块,都是用羊的肩胛骨,只灼,无凿痕迹。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齐家文化遗址中亦发现很多牛、羊、猪的肩胛骨,没有灼痕,只有轻微的刮削修治痕迹。原报告中说皇娘娘台这批肩胛骨“尚能确定是否为卜用胛骨” 。

5、白石崇拜

  白石崇拜是古羌人的宗教信仰习俗。相传在“羌戈大战”中,羌人以白石及木棍打败戈基人,因此才有以白石为神,祭祀崇拜之说。然上面所引胡鉴民先生关于羌族的白石崇拜的资料,只是在当地保存下来的民间传说。在崇拜白石习俗的渊源考究上, 何光岳先生认为:“恐怕与西羌人夏禹生于茂汶石纽,及启母石有关。”

  此外,在民族学材料中,澳大利亚西北部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一些部落中, 石头是与求雨联系在一起的。甘青地区处西北边陲之地,气候干燥,此种说法亦有根据。在金属冶铸发明之前或金属器的稀少,能够反映人们追求永恒的物质——石头, 成为人们崇拜自然神的媒介物,也可以成为埋葬死者的葬具材料。在考古发掘中,西北地区已发现崇拜白石的例子, 亦集中见于齐家时期。甘肃永靖大何庄有6 座齐家文化墓葬发现有小白石子随葬,每墓2~48 块不等,大都放在肱骨或盆骨旁。永靖秦魏家发现21 座齐家文化墓中葬有小白石子, 各墓2~105 块不等,撒在人骨周围或堆放在一起。武威皇娘娘台62 座齐家文化墓葬中有21 座葬有小白石子,占近1/3,其中M52 葬290 块,M48 多达304 块。而甘肃临潭县陈旗磨沟齐家文化墓地据发掘者称,大多数墓葬随葬有白色小石子。上述例子,说明古羌人的白石崇拜至迟在齐家时期已经形成。

   这里值得说明的是,到齐家晚期,气候由湿润、半湿润走向干旱,齐家聚落规模开始缩小,聚落空间分布密度也开始减少。表现在经济形态上是以畜牧业为主,兼营小规模农业。考古发掘证明,以随葬羊骨代替猪骨已是当时明显的一个变化;羊胛骨占卜习俗始于齐家也正说明当时气候的异常,齐家人只得借助宗教形式的祭祀、占卜来祈求丰裕丰产;白石崇拜集中在齐家时期,亦说明当时气候的反常。而齐家后,甘肃葫芦河流域遗址分布北界向南退缩,遗址距离河面高度大幅下降, 农业生产规模进一步缩小……这对于以游牧为业的羌人来说,所提供的生存空间更加广阔,文化也因此走向繁荣。
 
(二)齐家后羌文化的发展

  如前文所述, 随着齐家后气候干旱化的逐步加深,代之而起的是小而分散的居址规模,表现在考古学文化或类型上有四坝、卡约、寺洼、上孙家寨、辛店等。它们的都以畜牧业为主、遗址规模小、陶器制作粗糙等为共同特征, 这无疑增强了各种文化或类型与羌之间的联系。

  事实上,从已有的田野考古资料来看,上述文化或类型的族属也和羌有关。火烧沟墓地发现普遍随葬羊骨、椎发用具及鼻环;鹰窝树墓地不见人骨,怀疑有火葬的可能,在此前提下,分布于祁连山北麓河西走廊的四坝文化无疑被纳入羌人文化系统卡约文化中,其罕见的农具、猪骨与居址与汉代西羌类似。而在寺洼山发现大砾石随葬及火葬习俗,夏鼐先生据此得出“增强了寺洼文化和氐羌民族的关系”的结论。此外,1976~1977 年,在新疆帕米尔高原塔什库尔干城北3 公里左右的香保保古墓区,就有火葬19 座。火葬有两种形式,即直接在墓室中火化(只一墓)和先行火化再将骨灰埋入墓穴,大体与春秋战国阶段相当。有的墓中,在人的大腿骨处专门置羊的后腿或前腿。田继周据此认为,火葬在羌族中甚为流行,从而可以认为寺洼文化属于西羌人系统的文化。上孙家寨类型指青海省大通县后子河公社的上孙家寨所发现的一大群墓葬,时代约在西周中叶。其与羌同尚衣尾习俗,这在前文有所叙述。1980 年,陕西扶风县刘家的辛店文化墓葬发掘中,普遍随葬石头习俗与羌人白石崇拜习俗存在一致性。另外,死者头部发现的双联小铜泡发卡反映了古文献记载的羌人披发习俗。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羌文化与甘青地区青铜时代各文化或类型之间的紧密联系,不仅仅体现在经济类型上的一致性,还表现在信仰习俗的趋同性——寺洼时期羌人火葬习俗已成为固习,白石崇拜及披发习俗之源头向东的传播及其农具、住址等生活方方面面的统一性。这不能不说是羌文化的一个大发展时期。
 
(三)秦文化中孕育的羌文化

  秦是在羌戎之地成长壮大起来的, 自春秋以来,秦人东进之路受挫之后,遂向西开掘疆土,必然要征伐西方羌戎等部落。《后汉书·西羌传》就有记载:“羌无弋爰剑者,秦厉公时为秦所拘执,以为奴隶。不知爰剑何戎之别也。后得亡归,而秦人追之急,藏于岩穴中得免……后与劓女遇于野,结为夫妇。”遂有前文所述古羌妇女“被发覆面”之习俗。后经穆公、孝公至始皇,秦人都有过与羌之间的大规模战争,终以秦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我们不可否认,秦在自觉或不自觉的状态下吸收了羌文化。秦在立国及一统天下上, 以“武功” 标榜于史册。

   《诗·秦风》共10 篇,其中绝大多数篇章是赞誉君王、夸耀国力和军事力量的。朱熹也曾说:“秦人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故其见于诗如此。”考古工作者测定兵马俑身高时, 发现其高度均在1.8 米左右,而且他们体格魁梧,身体强壮,可见上述说法有其根据性。

  《后汉书·西羌传》记载:“不立君臣,无相长一,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杀人偿死,无它禁令。其兵长在山谷,短于平地,不能持久,而果于触突,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堪耐寒苦,同之禽兽。”可见羌人勇猛岗毅的性格。又《秦始皇本纪》记载申侯言于孝王曰:“昔我先骊山之女,为戎胥轩妻,生中潏,以亲故归周,保西陲。西陲以其故和睦。”礼县西山遗址的M2003 是目前发现等级最高、时代最早的一座秦墓。墓内出土了青铜兵器戈、剑各1 件,在墓主的鼻梁部位有1 只铜镞插入墓主头骨之内,表明墓主是非正常死亡。从其所随葬的兵器来看,很有可能是战死的。从以上二者关系的印证,说明秦人自迁至西北之地,早与羌戎发生血缘关系。秦人在东迁和统一六国过程中未尝没有羌人的参与。在山西侯马乔村战国晚期墓地发现有围墓沟,从墓葬的随葬品等来看,是战国晚期秦人占领区出现的一种新的葬俗;凤翔三畤塬上秦公墓亦往往有内外两重的围沟墓。而最早发现墓周围有围墓沟的是苏志卡约两座坟丘墓的周围,对于卡约文化的族属,上文已作叙述,而且俞伟超先生作了进一步的说明,认为阿哈特拉类型的卡约至辛店的唐汪期,无论就其地域分布还是所属时代而言,都应是析支之地的羌人。其间,秦人与以羌人为主体的西戎部落亲缘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此外,俞伟超先生在《古代“西戎”和“羌”、“胡”文化的归属问题的探讨》一文中指出,以秦人文化为特征的“屈肢葬”、“铲形袋足鬲”等都是族属羌人的卡约——辛店文化带给的影响。
 
、羌族的形成

(一)羌与羌族的关系

  费孝通先生认为, 民族有一个从“自在的民族”到“自觉的民族” 的演变过程。自在的民族是指人们在互动、交流、繁衍中形成的客观民族实体,这就是上文中所说的羌,还不能称其为真正意义上的羌族。而自觉的民族指的是其成员对彼此有主观认同的群体,表现在族群情感与共同族称上。在中国历史中,我们的确能看到羌民族从一个“自在的”民族演变为一个“自觉的”民族的漫长过程。自在的羌的发展过程正如前文所述,从马家窑、齐家时期兴起,经青铜时代的发展到秦的东移。而自觉的羌民族在两汉时期则是主要的形成期,至晋最终完成它的使命。下文分别从羌人的迁徙、起义及追祖情节三个方面来说明羌族的形成过程。

(二)羌人的迁徙

  先秦时,羌人就有过三四次进入中原的例子。第一次始于虞夏之际,第二次始于周幽王三年(前779),第三次始于襄王十五年(前638)。皆因羌之游牧狩猎方式落后于中原农耕文明, 才吸引大批西羌部落不断迁徙,这可视为经济型的迁徙。但是自西汉以来,汉政府或出于对匈奴的防治策略,迁羌至塞内,实行屯耕;或出于与西羌的冲突,降羌移置内地,可视为政治型的迁徙。自景帝开始,总共迁徙有六次,下面略加叙述。汉景帝时,徙留何等部落至狄道(今甘肃临洮)、安故(临洮西南)、临洮(今甘肃岷县)、氐道(今甘肃礼县西北)、羌道(今甘肃舟曲北);宣帝神爵二年(前60),徙先零、煎巩等羌至破羌( 今青海乐都东)、允街(今甘肃永登南)等县;王莽末年,西羌入居塞内,金城郡所属各县多被西羌占有; 东汉建武十一年(35),马援破先零羌于临洮等地,徙置天水、陇西、扶风三郡;永平元年(58),汉明帝遣窦固、马武等击烧当羌滇吾于西邯(今青海化隆回族自治县西南),降者7000 口,徙置于三辅,于是关中扶风、京兆、冯翎都有了西羌;永元十三年(101),金城太守侯霸击败烧当羌迷唐于允川(即大允谷),降者6000 余口,分徙于汉阳(治今甘肃武山东)、安定(治今甘肃镇原东南)、陇西(治狄道,今甘肃临洮)。政治型的迁徙使得羌与汉民之间的杂居更加深化,但羌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与汉民的差异性,必引发文化之间的冲突,进而酿变成大起义,但每次大起义的失败,伴随着的是更大规模的屠杀和强制迁徙。这种强制性的迁徙与下文所述的羌人大起义互为因果、相辅相成。

(三)东汉羌人的大起义

   两汉时期, 羌部落与汉帝国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元鼎六年(前111)后,以河湟为中心的羌部落被正式纳入了汉帝国的版图。至此,羌部落的历史命运便与汉帝国所推行的民族政策休戚相关。由于西汉政府推行相对温和的对羌政策,终西汉一朝,羌汉之间以和平相处为主,虽曾发生西羌叛汉事件,但都规模不大,历时较短。但到东汉时期,政府所推行的强硬的对羌政策,酿成了羌人的多次大起义,几与东汉王朝相始终。下面仅就东汉的几次羌人大起义做一介绍,旨在说明羌人自觉性及对自己群体主观认识上的提高。

  建武十年(34),曾发生先零等部羌人的起义。此后,小规模的起义接连不断,仅建武、永平年间,在金城、陇西、武都等郡就先后有先零、参狼、烧当、牢姐、勒姐、吾良等种羌的多次起义;到汉章帝建初二年(77),终于发展成波澜壮阔的羌人大起义。东汉一朝,大规模的羌人大起义达五次之多。终东汉之世,其祸未尝稍戡。倾全国之兵,竭府库之财,经百战之苦,乃仅能克之,然不能终绝也,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一方面说明东汉政府错误的对羌政策,另一方面说明羌部落群体在东汉政府压迫下自我认识、集体荣辱感的逐步提高,这是“羌族”形成的一个重要时期。

(四)羌人的追祖情节——禹生西羌

  大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华夏王朝——夏的缔造者,他对中华文明的贡献不言而喻。谈及到大禹的出生地,战国到西汉,就有“禹,西夷人也”或“禹生于西羌”之说。在一些战国思想家看来,凡举此例,只不过以说明圣人之建功者,不在乎其出生籍地及出生身份。至于禹的出生地的是否属实,那就不重要了。但对于汉晋时期居于蜀——羌地知识分子就显得尤有必要。《史记·六国年序表》就有“禹兴于西羌”之说。《新语·术事》:“大禹出于西羌。”《盐铁论·国病》:“禹出西羌。” 《焦氏易林》卷16:“舜升大禹石夷之野。”《蜀王·本纪》:“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生于石纽。”《三国志·秦宓传》:“禹生石纽,今之汶山郡是也。”谯周《蜀本纪》曰:“蜀本汶山郡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其地名刳儿坪。”而晋代《华阳国志》中,对“禹生于西羌”有更详细的描述。据此书记载,汶山郡广柔地区有个地方称“石纽”,“夷人营其地,方百里,不敢居牧,有过逃其野中,不敢追,云畏禹神”。这个地方,在更晚的文献中就成了禹母生大禹的“刳儿坪”。至今在北川地区上世纪前半叶还有人祭祀禹王庙。晋代以来,禹生汶山郡广柔(或石纽)此一历史记忆就被居华夏边缘的——蜀地羌人所强调;他们共同祭祀当地的禹庙、大禹遗迹,并将这些写入地方志中。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并非强调大禹的蛮夷说,而是借着“大禹出生于此”来洗涮他们“华夏边陲”或“蛮夷之邦”的特质。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白石崇拜”——“大禹神的顶礼膜拜”, 不仅仅说明古羌人从自然崇拜到祖先崇拜的发展过程, 也从深层次的说明羌——羌族的形成过程。因为祖先崇拜是一种很发达的宗教观念,其克服了自然崇拜的盲目心理和功利思想,是逐步产生自我意识的一种反映和寄托。而羌部落这个群体因长期的自卑、落后使他们以借助华夏文明的祖先——大禹,来提高他们这个群体的集体自豪感、满足感,而这种集体的族群情感和彼此认知正是从羌人的迁徙、起义及对大禹神的崇拜中一步步体现感悟出的, 所以羌族在汉晋时期形成,这是有道理的。


责任编辑:热麦卓什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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