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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古羌族与汉民族的源流

2013-02-22 15:10 | 来源:《西羌文化》  | 作者:张润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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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明昌盛,数千年来保持着统一和持续的文化形态的古国。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明昌盛,数千年来保持着统一和持续的文化形态的古国。从远古的石器时代开始,中华民族在改造世界,求取生存,开创自己的历史的漫长岁月中,以坚强的意志和卓越的智慧,创造了世所罕见的、在世界文化史上独树一帜、又有重大深远影响力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是值得我们任何一位炎黄子孙都引以为自豪的。

  然而,当我们在阐述中华民族历史源流时,往往显得异常慵懒,大量历史事实随便摆在眼前,却不去认真疏理分析,致使以讹传讹。这样极不利于科学研究,如:“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除了人口最多,分布面积最广的主体民族汉族以外,还有五十多个民族。”类此等等,不以而足。这样的结论用在清以后的历史论述中尚有概括力外,若用在秦汉时期甚或秦以前的历史研究中,确实就显得大错特错了。可是我们更多的学者却把类似于这样的结论滥用在所有时期的历史表述中。事实上在秦汉及秦汉前期的所谓汉族,其实正是现在意义上的“少数民族”。在秦汉以前,真正的主体民族恰恰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被历史学家们忽略未能统计进五十六个民族中去的一个民族——羌族。下面,笔者不揣浅陋,对这一历史事实进行了简略疏理分析,写成此文,以就教于各位方家。错误之处恳请批评指正。

一、先秦史其实是部夷夏形成史或由夷变夏史。构成华夏族的主体民族正是羌族。

  《后汉书·西羌传》道:“西羌之本,……姜姓之别也。”“姜”、“羌”本为一字,“姜”从女,作为羌人女子之姓;“羌”从人,作为族种之名。据考证,在殷商甲骨文中,羌人男子称“羌”;羌人女子称“姜”。史载传说中的炎帝为姜性,当为远古羌人无疑。其发源地在今陕西省宝鸡县的姜城堡。晋·皇甫谧著《帝王世纪》载:“神农氏姜性,……长于姜水,以火德王,故谓之炎帝。”《国语·晋语》说:“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可见炎黄二帝是同一祖先。《史记·五帝本纪第一》载:“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可见黄帝(当时的轩辕)曾是炎帝的一员得力干将。“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帝喾为高辛,帝尧为陶唐,帝舜为有虞,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姓姒氏。契为商,姓子氏。弃为周,姓姬氏”。夏禹是黄帝的第五代孙。《史记·殷本纪》:“殷契,母曰简狄,有女戎氏之女,为帝喾次妃。……封于商,赐姓子氏。”“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史记·三代世表》:“舜、禹、契、后稷皆黄帝子孙也”。《史记·周本纪》:“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史记·秦本纪》:“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脩。”

  从如上引文可知:伏羲、炎帝、黄帝、夏、商、周、秦都是西羌民族。炎帝发起于陕西宝鸡,建都于河南淮阳,后迁山东曲阜。因误偿剧毒草药而不幸毒亡,就地安葬在湖南长沙茶陵。可见炎帝当时的属辖范围已经很大,包括西北、中原、华东、华南、西南等地。北宋在原墓址始建炎帝陵。炎帝神农氏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民族之先贤圣人,则在于他能够勇敢地向大自然不断发起挑战进行抗争,竭尽全力拓宽原始人类及氏族部落的生存空间,造福祉于人类。是炎帝开创并发展了我国原始社会黄河流域的古农业文化,逐步实现了中国原始人类社会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转化的历史性变革,并通过战争与部落联盟,壮大氏族拓展疆土,为后来中原华夏民族的缔造、生存、繁衍和华夏文化的发展兴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杨柯先生在《大秦国开创述略》中援引历史学家顾颉刚的一段话:早在公元前11世纪,在西周入主山西、山东、河南、河北、安徽、湖北、湖南等中原地区的齐、吕、申、许、纪、向、厉、郭、州等羌人诸侯国是羌族里最先进入中原的,他们做了诸侯、做了贵族,就把自己出身忘了,也许是故意忌讳了,不再说自己是羌人而说是华夏。”

  华夏之称,始自西周,是有了“尊王攘夷”这一霸主事业的准则后中原民族的自称。而将四边的民族称为蛮、夷、戎、狄。其实事实并不都如此,以《左传》、《国语》为例,华夏单称、连称以及诸华、诸夏、方夏、区夏、东夏乃至与之同义的中邦、中国、上国之称,蛮夷连称,戎狄连称、夷夏对举、戎华对举等等屡见不鲜,边地也有华夏,中土也有蛮、夷、戎、狄。毫无疑问,周人所谓的华夏,自身以外,既包括了虞、夏、商三代的遗裔在内,也包括了传说中黄帝、尧帝的遗裔在内。通婚、迁徙以至战争发展了不同民族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与联系,落后者总是接受先进者的熏陶与感染,后起者对先进者总是既有因袭,又有变革。朝代的更迭,统治民族与被统治民族的易位,是虞、夏、商、周四族汇合成为华夏的嚆矢。及至周灭商,又大封商人乃至虞夏遗裔,华夏才算初具规模了。总之,历代新君王不断“攘夷”的结果,加速了夷狄的华夏化。楚、秦、吴、越四大国,在春秋时均已变夷狄为华夏了。其它小国,可以类推。战国之时,楚国把更多的蛮族,如濮人、蛮人、庸人、舒人等带进了华夏的领域,秦国则把更多的戎狄,如巴人、蜀人等带进了华夏的领域,其它接近边疆民族的诸侯国无不如此。于是,从族源上看,在华夏中间,蛮、夷、戎、狄的血统一应俱全了。华夏族形成、壮大的过程,便是蛮、夷、戎、狄同化、融合的过程。大量史书证明,蛮、夷、戎、狄均是古羌族的变种,因此可以说构成华夏族的主体民族正是羌族。华夏族是羌族的流,羌族是华夏族的源。华夏是羌族异化又同化的先进产物。汉承秦制,华夏族也就是两汉时期的主体民族。此后绵延不绝,继续同化、融化其它各民族,逐步发展壮大,直至清末,奠定了中华民族千世万代的基业,最终形成了如今占绝对优势的主体民族——汉族。

二、华夏文化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确立及其在古代发展过程的完成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绝对性的贡献。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中说:“有些戎狄和华夏并无种族上的差异,如姬姓、姜姓之戎,他们和周人本是同族之人。他们之所以被周人看作戎人,原因就是他们文化上落后于周人。……文化高的地区即周礼地区称为夏,文化高的人或族称为华,华夏合起来称为中国。对文化低即不遵守周礼的人或族称为蛮、夷、戎、狄。例如杞君朝鲁君,用夷礼,杞被贬称为夷,后来杞国朝鲁用周礼,杞又称为诸夏。姜戎与齐同姓,同住在中国内部,姜戎饮食衣服不同,货币不通,言语不达,被称为诸戎。华族与居住在中国内部和四方的诸族因文化不同经常发生斗争,斗争的结果,华夏文化扩大了,中国也扩大了,到东周末年,凡接受华夏文化的各族,大体上融合成一个华族了。……因为华族文化程度较高,政治上有霸主主持盟会,起着互救的作用。华族凭藉优势的文化和政治力量,终于融合了诸族。……中国这一名称,含有地区居中的意义,但更重要的意义则是指传统文化的所在地。”因此在汉以前,把文化发达的地区(包括中原)称为中国,这些地区的人被称为华人和夏人。而“中国文化的滥觞,事实上是起于殷代。殷朝的人集居在黄河流域的中部,最早把这一带地域开化了出来。周人代殷而起,殷人大部分被奴隶化了之后,但还有一部分和他的同盟被压迫向东南移,移到了淮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便是宋、徐、楚诸国。这些人‘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算又把这东南夷的旧居开拓出来了,把殷人新创生的文化移植到了南方。所以在周代数百年间,尽管南北敌对,各自发展,而在文化上依然是同等的兄弟。因为无论南北,都是殷人把它开化出来的。殷人在周人的文化控制之下隐忍了几百年,在春秋末年却又抬起了头。……当时的两大学派的领袖孔子和墨子都是宋人而居于鲁者,他们这些人物,由周人的立场上说来,都是奴隶的子孙。”(郭沫若《屈原研究》)这说明华夏文化的基调和特质都是殷人给奠定的。然而特别是孔子却特别地大赞特赞周礼,并亲自实践了三个月的时间,用周礼来管理社会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效果。在此一百多年以后的楚国又诞生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他的最伟大的诗篇《离骚》的第一句就点明“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意即:我本是古帝高阳氏的后裔,号叫伯庸的是我已故的父亲。——郭沫若译)而高阳帝恰恰是黄帝的一个儿子。这说明屈原也是羌族人的后裔。到了汉朝,又确立华夏文化的主干之一儒家文化的统治地位,同时对各民族文化兼容并蓄,形成了在统一国家中文化多元发展的格局。所以,秦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端阶段,而两汉则奠定了今后中国的疆域基础。直到清代,康熙帝还作诗称颂清“开基汉启疆”,承认自己是继承了汉代开拓的传统的中国疆域。元明清时期,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在古代的发展已进入完成阶段。而促使了这一“完成阶段”的功臣恰恰是华夏文化。不论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匈奴、鲜卑、氐羌,还是宋、辽、金、元时期的契丹、女真、蒙古族,以及明清时期的满族,他们在进入中原后,都是采取了向中原先进文化学习、吸收汉人执政的方式来巩固自己的统治。这样他们的统治都取得了成功。

  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华夏文化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确立及其在古代发展过程的完成做出了绝对性的无可替代的贡献。

三、汉族是怎样形成的?汉族的名称是怎样来的?

  在阐述这一问题之前,应明确一个事实:即在隋唐以前的各民族,虽然部族达数百种,但却是土生土长在这一特定地域内成长起来的。可以说种族是非常纯粹的。明确这一点非常重要。它能说明这数百种类的部族很可能最早来自一个原始民族。根据报纸公布,有科学家对我国南北各种族的人的血质进行大量抽样检测,发现其血的基本性征均属于蒙古人种类型。再从人类学家对世界民族种族情况的分类归纳看,世界各民族分属三大人种。欧罗巴人种(白种人);蒙古人种(黄种人);尼格罗——澳大利亚人种(黑种人)及其它混合型人种。蒙古人种(黄种人)的基本特征是:他们的皮肤是淡黄色或棕黄色,头发黑直,胡须和体毛较少,颧骨突出,面庞扁平。主要分布在东亚、东南亚、西伯利亚和美洲。而我们都知道,东亚、东南亚、西伯利亚,从远古特别是秦汉时期到晚清一直是中国多种民族生息、繁衍、纵横驰骋的地方。根据如上两部分内容的分析,就可以推知:这数百种类的部族均来自一个原始民族——那就是古羌族。羌族是构成华夏民族的唯一的族源。中华民族虽然种类繁多,但其族源并不复杂,他们都是从古羌族中演化派生分离出去的。正因此,中国各民族人都乐于自豪的说自己是炎黄子孙。

  前面已经分析了,夏、商、周、秦均来自一个原始民族:羌族。我们现在所说的汉族,是在不断吸收各种民族的优秀文化因素,融合各个民族的过程中,由最早的极少数逐渐发展成为我国人口最多,遍布全国大部分地区的主体民族。在春秋战国时期,汉族的前身华夏族,人数并不是很多的。那时候的华夏族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少数民族”。在它的四周及内地生息繁衍的以羌族为主的各民族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主体民族。据《公安部人口资料汇编》统计,在西汉元始二年羌族总人口达1300多万(当时全国总人口为5995万),差不多占全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而当时本是与羌族同种却又另树立别种称谓的部族非常多,多达以“百”计算,《后汉书·西羌传》:“部族百五十种”,如果把这些都加进去,那羌族绝对是当时的主体民族。

  在汉族形成史上,曾经有过三次较大的民族融合。第一次是从春秋、战国到秦统一为止,其结果是形成了华夏民族共同体,产生了以华夏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到了汉朝,汉承秦制,但比秦更为强大,由于疆域的拓展是前所未有的,给当时的世人的震慑和冲击也是空前强烈的,这样就开始把跟随汉王建立了西汉政权的人称为汉人,后来就如《水经注》中说的“中国者,服食与中国同,故名之为中国也”,把“服食”与汉人同的所有人又统叫做“汉人”。而且当时之所以这样称,并不是出于褒义,而是出于贬义,是入居中原的其他民族对内地居民的骂语,如“汉兵”、“汉”、“汉辈”、“汉家”、“汉妇人”、“汉老妪”、“汉小儿”、“汉狗”、“汉儿”、“汉贼”等名号,后来竟成了一般的骂人语汇,并不限于内地人,连西胡、鲜卑与汉人气质相近者,也一概被詈为“汉人”。这种情况,在如今的陇南一带还存在,如当地妇女喜欢骂年轻小伙子为“我把你个汉汉子”,骂闺女为“汉汉子操(当地读音为cang)了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时期民族融合的社会现实和其留下的历史烙印。因为对当时不愿融入华夏文化的各部族人来说,“汉人”一词或多或少含有霸道、强横、甚至野蛮之义,因此把“汉人”一词作为一般的骂人语汇就不足为奇了。明清又称为华人,敌对情绪已荡然无从。第二次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自东汉以来,当时北方和西北边疆地区的匈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史记·匈奴列传》)、鲜卑、氐、羌等民族就陆续向内地迁徙,他们和内地居民交错杂居,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在华夏文化影响下起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羌族人组成的国家北魏,非常向往中原文化,愿意遵守周礼,在孝文帝手里,颁行了一系列汉化措施,如改鲜卑姓为汉姓,禁止鲜卑族同姓通婚,鼓励鲜卑人和汉人结婚;禁止穿胡服,一律改穿汉装;禁止说胡语,改说汉语。并自羌族帝王秦始皇统一汉字以来第一次新增补汉字一千多字,丰富了汉语的词汇。这一系列改革,对于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使北方各民族逐渐和内地居民融合了,成了华夏民族共同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如唐代大诗人元稹、白居易,一个出自鲜卑拓拔氏,一个出自“西胡”的龟兹,别人尚能指出他们的族属,可他们俨然以汉胄自居,不再承认自已的落后民族“成份”了。这说明他们一方面清楚汉胄与鲜卑、西胡本出于一源——古羌族,同为炎黄子孙。“且魏之得姓,出于轩辕。魏之先出自黄帝轩辕氏。黄帝子昌意受封北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据《史记》以匈奴为夏后氏苗裔,盖有此理。”(《资治通签·齐纪三》)“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里,故为拓拔氏。”(《资治通签·齐纪六》)西夏国王元昊也系鲜卑拓拔氏遗裔。另一方面表现了他们对落后民族毅然抛弃的勇气和魄力。有这种勇气、魄力、胆识的古羌族及其它落后民族的人就都融入了华夏民族的行列,都变成了华人、夏人、汉人。

  宋、辽、金、元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第三次民族大融合时期。这些民族进入中原以后,采取了向中原先进文化学习,来巩固自己的统治。这样做的直接后果就是被华夏民族同化。

  与中原地区三次民族大融合过程的同时,是以华夏族为主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版图不断扩大。对于这些新地区,中央政府往往有两种处理方式:一、以当地占多数的民族为主,实行隶属于中央政权的民族自治。二、迁当地居民于内地,使与华夏民族杂居,虚其故地;或迁内地华夏民族实边,分其地为郡县等,这些措施都或多或少地使少数民族的一部或全部融合于华夏族,扩大了华夏民族的人口数和分布地区。

  明清时期,虽然没有大规模的民族融合,但华夏民族仍然不断有所扩大。明初朱元璋颁布的禁止胡服、胡语、胡姓、胡俗法令,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留在内地的少数民族部众向华夏民族的融合过程。满族进入中原,汉化程度远远高出了过去的契丹、女真和蒙古族,因而它在进入中原后的同化过程也较过去的少数民族更为迅速。这也是满清政府之所以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能够很快稳住全国大局并稳坐江山将近三百年的根源所在。现今的汉族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中华民国代替了大清帝国,国父孙中山先生的“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之说取得了社会认可后,始有“汉族”之称。这时,汉族才正式成为汉人共同体的族称出现在史册上。但全面、统一、广泛的作为族称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

四、简述古羌族在岷州的存在历史。

  岷县历史悠久,建置较早。属《禹贡》雍州之域,古西羌地。秦属临洮,已在秦穆公势力范围之内。战国秦昭王时属陇西郡辖。始皇八年(公元前238年)第一次称为临洮县。魏、隋、唐称为岷州,宋称为西和,明清置岷州卫。

  岷县文化历史源远流长,据县内出土的大量文物如各种陶器(包括彩陶、灰陶、夹砂陶、白陶等)、各种石器(包括石刀、石斧、石凿、石铲、石钜、石磨、石锥、陶祖等),各种骨器(包括骨针、骨刀、骨铲等,形状品种非常丰富),据专家鉴定,属马家窖、齐家文化类型。说明,远在原始社会母系氏族繁荣阶段,这里就是先民们繁衍生息的发祥地之一。而创造了马家窖文化、齐家文化的先民恰恰是古羌族。《水经注·羌水》载:“姜水出羌中参狼谷,彼俗谓之天池白水矣。地理志曰:出陇西羌道,东南流,迳宕昌城东,西北去天池五百余里。”羌水、羌道均在洮岷南路,现甘肃陇南的“白马藏人”其实就是古代白马部落的羌人,“白马关邻白马羌,千年残垒踞岩疆”(《康县志》)。“按明志:其人强悍,好习弓马,以守猎为生。大抵风高气烈,山居板屋,不务修饰,颇为古风,盖俗之质而野者也。”(《岷州志校注》)这显然是地道的羌人风俗。明朝诗人何孟春在《洮岷道中》写到:

  “景色来西徼,萧条信远方。水分羌部落,山绝汉封疆。几处青禾熟,深忧白雨伤。荒城谁为守,十室九逋亡。”

  乾隆五十八年李殿图《番行杂呤四十首》之一:

  “番族由来百种羌,滇池以北抵河湟;卓尼世隶洮岷道,噶固山南划土疆。”(《岷州志校注》)

  康熙四十一年修订《岷州志》里说:“方今四海升平,疆圉无事,西羌僻壤,并于中土。”

  从如上引证可看出,洮岷一带从原始社会到先秦至明清,一直是古羌人生息繁衍之地,至少是发祥地之一。据说“老挝”一词的原意就是来自洮河边的人。他们从洮岷大地走出去,走向全中国,走向东南亚。从古羌族变成当今的大汉民族的发展史,就是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的发展史。洮岷这一带的古羌族,在新中国成立后大都改称为汉族了,极少部分称为藏族。

五、先进文化是民族凝聚力的最为强大的动力,只要拥有先进文化,就能统领世界。

  纵览中华民族形成史,从原来的古羌族,发展到耻于自称古羌族,自发地形成了越来越完备、越来越先进、越来越强大的华夏文化,最终促使了占全人类四分之一人口比率的大汉民族的形成。而且更令世人赞叹不已又不可思议的是,这一华夏文化自从诞生至今,绵延五六千年从未中断过,且长盛不衰,发展到二十一世纪,更显示出了其朝气蓬勃的生机,特别引起了全世界各国专家学者的关注和青睐,成为了寻找解决二十一世纪人类疾痼的智慧库。它对人类文化的影响,不仅仅局限在中华大地,而且深深地影响了韩国、日本、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老挝、缅甸、柬铺寨等国的发展,并已形成了特色非常鲜明的东南亚儒家文化圈。华夏文化何以有如此强大的生化力?奥秘何在?细想起来,其实很简单,那就是他们从不宥于陈见,宥于已见,及时认真细致地总结前人的经验和成果,又大胆机智地吸收和借鉴其它民族创造出来的文化成果,不断为自身先进文化的形成充电加油,始终站在先进文化的峰巅来审视和过滤所有民族所取得的先进文化成果,使自己始终处于人类先进文化的先锋主导地位,使全民都能感到处在这一先进文化氛围中的自豪,使万国都能感到其值得去崇拜、景仰、学习、建立友好关系。中华民族的拓荒者炎黄二帝在这方面做得特别好,堪称楷模。殷商时期的臣民对文化的苦苦追求和创造奠定了华夏文化的基调和特质,功不可磨。秦汉时期对华夏文化的全面整理、补充、完善,并大胆吸收外来文化,使华夏文化成了势不可挡的一股力量,把华夏文化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进一步增强了华夏文化成为华夏民族的凝聚力。魏晋南北朝是华夏文化创造异彩纷呈的一个时期,各种文化思想非常丰富且各成体系,成为以后的文学艺术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也为唐代文学的异常繁荣昌盛奠定了基础。唐代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表现出了宽厚、博大的胸怀,展示出了雍容华贵的风彩,对其他各民族的先进文化的吸收,特别是对中国本土以外的各民族的先进文化的吸收,使大唐帝国真正成了万国朝觐向往的乐土。大唐把华夏文化的魅力推向了极致。宋词、元曲(包括杂剧)、明清小说对华夏文化的贡献又各具特色,特别是前清康熙大帝对华夏文化的系统挖掘整理编篡的功绩确实不亚于秦始皇大帝对华夏文化的归一所做的功绩。华夏文化不是某个单一民族创造的,而是吸收了众多民族的先进、科学、合理的文化成果,经历了许多个王朝的文化先驱不懈努力逐渐完善形成的。那么由华夏文化养育而成的、被我们当代人称谓为汉族的这个民族,严格地说,它不是一个民族,而是一个阶层,一个代表着华夏民族特有的知识、礼仪、教育,居住较为安定,经济较为发达的先进文化品质的阶层。这个阶层代表着华夏民族特有的文明、进步、智慧,当然也就始终代表着政权。在中华民族这块土地上,凡是游离出华夏文化品质建立的政权,百分之百的都是短命政权。在中国历史上,由羌族人建立的政权最为多,但是宥于陈见、已见不与华夏文化接轨建立的政权很快就都消亡了。由此可以说,汉族是因为先进的文化和富裕的经济地作用而自发形成的一个文明共同体。这也是“汉语”同化能力强,以至发展到现在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使用汉语的魅力所在。汉人之称(包括华人和夏人之称)最初就是这么形成的。应该说华人之称比汉人之称更为科学,更符合文化发达的本义,把“汉族”之称改为“华夏族”之称更为合理。这样称谓,不但能激励国民永远去追求科学、文明、进步、智慧,更有利于各民族间的团结、友爱、和睦相处,促使全国各族人民爱这个伟大的民族、伟大的国家。这也符合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过去历史上有许多文明古国,它们存在一时,后来却中断、消失了。只有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大国几千年沿续下来,这是人类历史的奇观。这奇观的最深的奥秘是什么呢?就是使中华儿女凝聚为一个整体的深层的凝聚力。……这种深层的凝聚力,就是中华民族精神,就是华夏文化——中华民族文化。羌族由盛到衰的历史,是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必然。德国人类学家费里茨·格雷布内尔说过:“一个文化圈处于地区中间,它是晚出的。处于地区的边缘,则是最古老的文明。”这句话用在其他人种的变迁概述上不一定准确,但用在羌人变迁史的概述上却贴切至极。华夏文化的创生与形成就正是这样的。古羌族创造了华夏文化,但又远离开了华夏文化的中心,固守着最古老的文化。而那些勇于否定自己的古羌族,它们往往能够推陈出新,有继承有发展,形成多层次的文化圈、文化层,而且“圈”中有“层”,“层”中套“圈”,就如气体扩散和液体漫流一样,互相渗化、生化,终于形成了展现在当代人面前的蔚为壮观、底蕴深厚又丰富多彩的中华民族文化。因此,笔者认为羌族是研究人类文明发展史的活化石。其中,值得研究的问题很多。笔者仅对古羌族与大汉民族的源流关系做了点滴探索,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肯请各位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责任编辑:热麦卓什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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