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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羌族为主体的羌族史

2013-03-06 09:59 | 来源:《羌在汉藏之间》  | 作者:王明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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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在1910至1920年间,英籍传教士陶伦士(Thomas Torrance)曾在岷江上游地区传教,并研究当地“羌民”。

以羌族为主体的羌族史
 
《羌在汉藏之间》

以羌族为主体的羌族史
 
  约在1910至1920年间,英籍传教士陶伦士(Thomas Torrance)曾在岷江上游地区传教,并研究当地“羌民”。除了记录、描述羌民的文化特色之外,他也尝试探索、重建羌民历史——由夏代的大禹延续到清代。虽然他的历史建构大多引自同时代的中国历史学者,不同的是,中国历史学者关于羌或氐羌的历史研究是为了说明“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而陶伦士则是为建立一民族历史。
 
  由于他将羌民的宗教视为一种“一一神教”,他更近一步将这支民族的历史追溯至东迁的古代以色列人。这样的结论,显然来自于他的西方文明中心主义以及在那时代深的受演化论、传播论影响的民族学(ethnology)。在演化论的思考模式下,他以“一神教”作为人类宗教演化、进步的极致阶段。在西方文明中心主义之下,显然他认为此文明边缘人群有如此进步的宗教,是因为这些人为“西方文明者”失落的后裔。事实上在那个时代,除陶伦士之外,其他西方学者(或传教士)也曾将中国西南边疆许多族群当作是“印欧中”、“以色列种”或其他西迁的西亚种族。
 
  由1925到1948年,另一位西方学者葛维汉(David Crockett Graham),也几度进入岷江上游地区作调查。除了考察羌族文化外,他也追溯羌民历史。不同的是,他驳斥陶伦士所称“羌民为东迁以色列人后裔”之说。他指出,羌民的宗教并非一神教。他更明白指出,当时有些羌民自称“古以色列人后裔”,乃受陶伦士影响所致。
 
  陶伦士与葛维汉对于“羌民”的兴趣,主要不是在其历史上。他们和1930至1940年代中国之羌民调查者的只要研究旨趣,都在于以文化、体质及语言来寻找、建立一点愤怒的当今“羌民”。关于这一部分,我将在本书后面的“文化篇”中说明。无论如何,他们的调查成果为后来的民族识别工作提供了一些具体材料,也引起历史学者的注意。这是因为,历史学者已从文献中逐渐建构出一个“中华民族”形成的蓝图,在这蓝图中“羌”或“氐羌”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由于羌或氐羌与汉、藏及许多西北、西南非汉族群皆有关连,因此“羌族史”可以成为中华民族下许多民族间的粘着剂。川西的“羌民”人口虽然不多,但他们被认为是历史上广大的羌与氐羌民族遗裔中,此时仍被称为“羌”的族群。他们像一个活得历史见证。对许多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而言,当代羌族的存在,也证明了相关“历史”的真实性。因此,在1950年代的民族识别、分类中,“羌族”成为一个少数民族。而且在历史文献、民族志资料及语言分类的帮助下,这个民族有一个大致的范围——排除历史上被他族同化的“羌”,而专指晚清到民初在岷江上游仍被称作“羌民”的族群。关于“羌民”如何成为“羌族”,在后面我将作更深入的探讨。
 
  在一个具体人群被识别为羌族之后,以及在民族区域自治与相关民族政策陆续施行之后,羌族历史研究进入一新阶段。在1970至1980年代,许多前辈著名者如顾颉刚、马长寿、仍乃强等,都投入“羌族史”研究之中。在“民族”概念与相关线性历史观点下,羌族被描述为在历史上不断迁移,融入他族或形成新民族。如此“羌族史”,不仅将由商代至今的“羌”联系起来,并将许多中国西部、西北、西南少数民族——根据他们与羌或氐羌的关系——与汉族联系在一起。如。马长寿在其《氐与羌》一书的绪论中称,住在秦陇地区的羌逐渐融合于汉,河湟地区的逐渐融合于藏,居住在岷江上游的羌人则绵延至今仍为羌族。因此,他认为:特别是羌族,自古以来从今河南一直向西,到今新疆南部帕米尔高原,向南直到今四川西部和南部,都有他们活动的踪迹。他们不仅与中原地区,而且与北方蒙古草原、西南的青藏高原、西部的天山以南等地区的各个民族,均发生过密切的关系。
 
  羌族史的重要性,任乃强在其《羌族源流探索》一书之序言中,有更清楚的说明: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羌族演化为许多支系,其中一部分融合于汉族,一部分发展为藏缅语族的若干民族。无论是在历史上出现过和现在仍然存在我国西北西南各少数民族,溯其来源,大都与羌族有关。因而,研究羌族的形成和发展,对于加强我国民族史的研究以及民族识别、民族团结工作都极为重要。
 
  由于此时“羌族”已为一少数民族的具体指称,此一阶段的羌族史书写,多少都提及当前川西北的羌族。这个被认为有自身少数民族文化特色的民族,被当作是历史上“羌族”的活化石证据。羌族之现实存在,赖“历史”而得到合理的诠释;“历史”也由于羌族之存在而被人们信赖。因此,清末民国以来与此相关的模糊历史人群概念,如“氐羌种族”、“西藏族”、“氐羌族系”等等,多被“羌族”取代。虽然如此,上述顾、马、任等前辈学者所书写的羌族史,仍然承继前一阶段的历史研究传统,强调“历史上”的羌族及其与中华民族中各个民族之关系,而对于当前的羌族则着墨甚少。
 
  同时,也在1980年代,岷江上有羌族的本土历史神话,羌戈大战故事,引起部分学者们的注意。这个流行于理县、汶川一带的故事,述说一个族群如何自西北南迁,至岷江上游与当地土著戈基人发生战争,得胜后成为“尔玛”并分别到各地建立村寨。这个民间传说,被学者视为北方羌人南迁之真实历史反映。理县汶川一带出土的石棺葬,当地人认为是“戈基人”的墓,石棺葬中的甘青文化因素,被学者诠释为一波波羌人南迁的考古学证据,此种糅合本地传说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的羌族史书写,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冉光荣、李绍明与周锡银等人所著的《羌族史》。这可以说是典范羌族史的极致,也是典范羌族史书写的完成与终结。在本书出版后,再也没有如此完整、全面的“羌族史”出现。
 
  在这一本《羌族史》的正文之前,刊载了多张照片,显示茂汶羌族自治县羌族的房屋聚落、生产活动、文化特色与历史古迹。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由炎帝、大禹、商周时期的羌人,一直写到唐宋时期的羌人,最后归结于羌和藏缅语族各民族的关系。下篇介绍岷江上游的羌族,由石棺葬与羌戈大战传说;来印证西北羌人的南迁,然后探讨宋明以来当地的政治、经济状况。最后两章,主要介绍当前羌族的习俗、宗教与文艺、科技。书后并附载羌语方言分类,人口数量与分布。因此,从整体部分的结构开来,上篇可以说是清末民国以来历时学者与本书作者们精湛研究的集结;下篇则是被前一阶段羌族史书写者全然忽视的“本土历史”。以“历史”所表露的族群本质(ethnicity)来说,上篇表现的是在中华民族体系中的羌族,下篇则表现存在于本土特质中的羌族。这都显示,作者们将此作为“当前羌族”的历史。在此“历史”中,羌族与其他各民族的关系,造就当前中华民族中的“羌族”;当前中华民族中的“羌族”之存在,也促成这部羌族史的书写与完成。也就是说,当前羌族的存在及其族群本质与典范羌族史的完成互为因果、相生相成。
 
  在冉、李、周氏《羌族史》之《后记》中,作者们的一段话也说明了此“历史”与“民族”的部分特征:
 
  对于本书之征求意见稿,国内民族、历史、考古、语言工作者,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县政府更在干部群众中组织讨论,得到了羌族人民的各界代表,特别是老红军战士何玉龙、苏星、马福寿,以及阿坝藏族自治州政协副主席王泰昌等同志的热情关怀和肯定。
 
  这一段简短的文本中,披露了清末民国以来一个“民族”形成的三个面向,或者说,三个重要的“情境”。第一,在民族、考古、语言等新学术工具与新的历史书写下,“民族”得以建立在土著观点,经常不是所有土著的观点,而是土著群体内部分人士所决定的“土著观点”。
 
  由早年的刘师培、章太炎到当代的顾颉刚、马长寿、李绍明等,这些史学家在研究、书写羌族历史时,心中都未必要建构“羌族”。然而,在学术传承与时代背景下,他们对羌族历史之研究、书写被主流社会是最具说服力,也最具权威性,因此成为学术典范。“羌族史研究”只是一个例子。这个例子说明,为何在清末民初一度代表“新史学”主要内涵的“民族史”研究,在中华民族中各个民族形成之后,悄悄地由历史研究的主流中退出。
 
  但这整个华夏或中国边缘的再建构,只是一个长期历史过程的一部分。刘师培、章太炎、顾颉刚等人,可以说是此历史过程的创造物。因此在新的时代氛围下,他们毫无选择地投身于一个中国边缘的在塑造工程之中。在下一章里,我将说明这个长程的华夏边缘建构历史。
 
 
  (《羌在汉藏之间》 ,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王明珂 著 ,中华书局 ,第138页至第142页 ,2008年5月第一版 )
 

责任编辑: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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